格奥尔基·马克西米连诺维奇·马林科夫的人物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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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奥尔基·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于1902年1月8日出生在奥伦堡(今契卡洛夫市)一个小官员家庭。1918年他志愿参军奔赴战场,在连团旅三级部队中工作,从未冲锋陷阵、跃马疆场,只不过是一名胜任案头工作的小政工干部而已。1920年4月入党。1921-25年期间,在莫斯科一所高等技术学校学习。1924-25年期间,虽然有许多党员、学生倾向于托洛茨基的观点,但他却坚持斯大林路线,谴责“托洛茨基分子”的立场,并向中央反映应该把这些人清除出去。这一点很受斯大林的赞赏,立即把他调到中央机关工作。1925年初,莫斯科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审查那些曾经支持过托洛茨基的人,他马上钻了进去,成为中央和莫斯科机关的“权势分子”,是参与清洗大专院校的领导人之一。仅1925年,经过他的手被开除出党的师生就达九万人之多。

马林科夫的妻子瓦·阿·戈卢布佐娃是党中央机关干部,并非寻常一般的妇女,他靠了她的美色和善于交际应酬,结识了不少党的高层人物,因而得以逐步踏上显赫的仕途。

首先发现马林科夫政治嗅觉灵敏、善于钻营、对总书记绝对忠诚并具有特殊才能的是卡冈诺维奇。卡冈诺维奇把他推荐到斯大林办公室去工作:先在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手下当差,后任特别处处长。1930年卡冈诺维奇任莫斯科市委时,又提升他为莫斯科市委组织局负责人。他每次见到斯大林后,就到处对人说:“好像见到了自己的父亲一样。”在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看来,他的才干充分体现在清洗莫斯科党组织中所有的反对派分子身上。

1934年十七大后,斯大林提出“干部决定一切”的著名口号,急需一大批新生力量来填补被清洗掉的老干部的权力真空,于是马林科夫应运而生,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一下子就被斯大林看中而跃升为联共(布)中央组织部部长,掌管全党的人事大权。

与此同时,斯大林又把叶若夫提升到党内领导集团的最高层,担任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并接任了卡冈诺维奇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由于叶若夫炙手可热、权倾朝野,马林科夫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在叶若夫与卡冈诺维奇的争权夺利中采取同叶若夫结成密友的办法,互相狼狈为奸。

1936年上半年,叶若夫在全党进行了一次“检查党证”活动,这实际上就是为尔后的党内大清洗作组织准备。马林科夫在这次“检查党证”活动中最突出和最大的功绩就是发明并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干部档案制度。这个制度是专门用来整人的,是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种制度。在那本个人是无法看到自己的档案材料中,不仅装有干部本人按上级要求写的各种文字材料,而且还有别人写的各种证明、检举和揭发材料,特别是还有组织上背着干部本人所作的各种政治鉴定材料,只要组织上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可以把档案材料抛出来,随时都可以给予某一干部以各种不同的处分、判刑甚至处决。

对1936-38年期间的大恐怖的幕后策划者当然是斯大林,但操刀者却是叶若夫。马林科夫虽然没有直接登台表演,但在那些受到斯大林操纵的最重要的秘密机构里专门从事恐怖活动的人当中,他也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员,他所发挥的作用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叶若夫并不相上下。他无论是悄然隐居于自己的办公室,或是在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中都曾进行过若干恐怖活动(还参加过好几次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施以酷刑的审问)。当各地党组织的书记们遭到逮捕或枪决后,急需遴选一批新人接替,这一工作又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进行的。

马林科夫像一个机器人,有一张隐藏着杀气腾腾的圆脸,一簇黑发蓬蓬松松地横披在额角上,身材矮胖肥大,谈话时面部有时显示出微笑,这就赋予他一种灵活的神情。他的外表呆板,给人以不良的印象,所以他的同事们背后都称他是“癞蛤蟆”。

1938年底叶若夫下台了,代之以贝利亚。尽管1936年马林科夫在他主编《党的组织》杂志时曾大肆吹捧叶若夫是“斯大林式的人民委员”、“社会主义真正的卫士”、“向叶若夫学习、致敬”,等等,但当风向一转,他马上同叶若夫划清界限,反戈一击;同时不仅与卡冈诺维奇重新修好,而且马上巴结上贝利亚,同贝利亚沆瀣一气,其亲密程度如同昔日的叶若夫一样。由于他在穿越阴谋迷宫的官道上轻车熟驾,善于左右逢源,特别是在调配干部和建立干部档案制度上深受斯大林喜爱,所以斯大林对他吹捧叶若夫并不在意,不仅没有疏远他,反而予以重用:从1939年3月起,让他当上了中委、中央书记、中委会组织委员、中央干部管理部部长和苏联人委会副主席。

卫国战争爆发后,马林科夫成为苏联国防委员会的成员,曾参加过领导列宁格勒、莫斯科、沃尔霍夫、斯大林格勒和顿河等地抗击德军的战役。由于他在负责苏联空军飞机供应的特殊任务中不断提高飞机产量,因而曾获得列宁勋章和“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3-45年期间,他还担任过苏联人民委员会从德国占领下解放的地区的经济恢复委员会主席。

二战结束后,马林科夫领导过一个专门负责拆迁德国工业设备的委员会。在此期间,他同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因而种下了列宁格勒冤案的祸根。1946年3月,他跃升为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正当马林科夫处于官运亨通、春风得意之际,由于日丹诺夫告了他的黑状,以及沙胡林事件的发生,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突然发生,祸起萧墙,使他一度失宠,被调离中委会到塔什干去工作。后经贝利亚从中斡旋,他才又被调回莫斯科。

1949年初,斯大林开展反犹太运动,马林科夫除了只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外,并未直接参与,而是同贝利亚串通一气,说服斯大林相信列宁格勒党组织和来自列宁格勒的干部中正在策划一场反对党中央的阴谋。经过斯大林的首肯,根据诬陷的材料,制造出一起骇人听闻的列宁格勒冤案。他不仅亲自领导该案件的侦破和用酷刑审讯外,还在事后销毁了一切与该案有关的文件。

1949年12月,在斯大林70岁寿辰前,马林科夫建议释放关押在集中营中的503375名中有7岁以下孩子的女犯,理由是可以为国家每年节省16600万卢布来供养孩子。斯大林的批示是:“从即日起,那些妇女按各自居住的地点参加强制性劳动”;“但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而被判处徒刑的妇女不在此列”。

1950年10月,列宁格勒冤案结束之后,马林科夫在党政事务中的影响更加扩大,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已被排斥于斯大林的小圈子之外,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人则跻身于斯大林的小圈子之内。马林科夫之所以能够再次成为斯大林的宠儿,除了他本身具备奴才的条件之外,还与斯大林嫉贤妒能、不能容忍在自己身边出现出类拔萃之辈密切有关。

1952年10月,在十九大召开前夕,斯大林根据二战中就开始编写、1951年11月后由250名专家教授修改过几遍的经济学教材送审稿定名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交十九大讨论。马林科夫得知西伯利亚有一位学者也写了一份经济学的手稿(与斯大林所审定的小册子内容基本相似),马上作了汇报。斯大林大发脾气,不仅将那位作者开除出党,而且还怀疑是他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泄密,并把波斯克列贝舍夫赶出了克里姆林宫。这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小册子一经出版,不仅发行量极大,而且流传很广,在几十年内被宣布为“经典”的“天才”的著作,供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学习讨论之用。

在十九大上,斯大林因重病在身,只讲了6-7分钟的话,他把宣读中委会的报告交给了马林科夫。与此同时,马林科夫当选为中委和中央主席团委员,并进入了主席团的九人执行局。

斯大林逝世后,对医生们和莫洛托夫等人的“末日审判”自然结束。马林科夫当上了部长会议主席——中国各地特别是在东北地区的火车站,都悬挂着他的巨幅标准像,同的巨幅像并排在一起。不久,赫鲁晓夫当上了党中央。

从1953年3月19日起,马林科夫开始反对个人迷信。他提议4月份召开苏共中央非例行全会,专门讨论个人迷信问题,并起草了反个人迷信的讲话和决议草案,但因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的反对而未开成会。1953年7月2-7日召开讨论贝利亚问题的中央全会时,马林科夫除了讲贝利亚问题外,还着重讲了反个人迷信问题。

1955年2月,马林科夫因力不胜任,请求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经批准,被任命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

在1956年2月二十大上,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等人大声疾呼,坚决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1957年6月,中央全会上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取消了马林科夫的中央委员和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资格,保留党籍,调任哈萨克共和国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后又调到埃基巴斯图兹热电站任站长)。

1961年7月二十二大时,由于马林科夫参与了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反对赫鲁晓夫的活动,加以他的大量罪行被揭露,所以会后就撤销了他的职务并开除出党。

1962年,马林科夫离职退休后回到莫斯科,同卡冈诺维奇一起住在伏龙芝滨河街的一所公寓里,但素不来往,也不参加玩多米诺骨牌。过去他坐惯高级防弹轿车,而且还有侍从前呼后拥,如今只有花钱买票、靠他妻子陪伴着搭乘公共汽车去看望他的子女,有时在路上还要遇到麻烦(比如有一次老党员弗里德曼抓住他质问:“我究竟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在集中营呆了15年?”)

马林科夫于1988年1月14日逝世。 马林科夫于1937年12月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3月,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随之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委员,同时兼任中央干部管理局局长。

1941年2月,鉴于侵犯苏联的战争威胁日益增长,“亟须把工业提高到巩固国防所迫切要求的水平,并改进对工业的领导”,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党组织在工业和运输方面的任务》的报告。他要求各级党组织最大限度地关心工业和运输业的需要,对企业提出恪守政治纪律和生产制度、厉行节约、不断改进和掌握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等具体的经济政治任务。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会议决定在市、州、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中央建立由几个书记分管工业和运输业的制度。这次会议大大推动了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作。到1941年年中,苏联工业总产值达到了第三个五年计划预定的1942年指标的86%。在这次会议后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成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集中行使国家的全部权力”的国防委员会。马林科夫是该委员会的五名成员之一,为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者进行了大量组织工作。1941年8月,他在列宁格勒战线年秋冬两季,他极积参加组织在莫斯科郊区击溃德国法西斯的战役。1942年3月,他前往沃尔霍夫战线月,在斯大林格勒和顿诃战线月前往中央战线。在此期间,他还领导了研制新式武器装备、飞机和发动机的工作。1943年9月,苏联政府为表彰他在战时艰难条件下对增产飞机和发动机做出的特殊贡献,授予他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

1943年起,红军开始把敌军大批逐出苏联国境。恢复收复区的经济提上日程。同年8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通过一项“关于恢复从德寇占领下解放出来的地区的经济的紧急措施”的决定,马林科夫被任命为恢复收复区的经济委员会主席,在修复住宅、学校和医院,恢复工业企业和农庄农场生产方面做出了成绩。1945年11月,由于胜利完成党和政府交给他的任务而获列宁勋章。 1946年3月,马林科夫在中央全会上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此后经常参与国内外重要活动,发表涉及内外政策的讲线月底,他出席在波兰举行的苏东国家的代表会议,作了介绍联共(布)在国民经济领导工作、党的建设和对外政策等方面活动情况的报告。1948年,马林科夫与日丹诺夫一起出席和工人党情报局会议。1949年11月,他在莫斯科庆祝大会上作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二周年的报告。1952年1月,马林科夫五十寿辰又获列宁勋章。

1952年10月,联共举行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大会审查并通过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55年,工业生产水平比1950年提高70%左右,生产资料的生产约增加80%,消费品的生产约增加65%。会上,由马林科夫作了联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十三年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马林科夫在报告中着重分析了发展农业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他批评“在农业的领导上,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化的办法来解决许多实际问题的现象仍然没有消灭。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的领导者往往忽视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就农业技术、牲畜饲养,劳动组织以及其他农业问题向所有的区,集体农庄农业机器站和国营农场发出同样的指示”。马林科夫还指出,加强领导干部的挑选,正确地组织考查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他批评“有些领导者在挑选干部时不以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为根据,而以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和同乡关系为根据”。“这种违反党的挑选干部和提拔干部的方针的行为已在一些组织中形成了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他们互相庇护,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很自然,这种情况常常引起堕落和腐化”。 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次日,苏共中央、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马林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1953年3月14日,苏共中央举行全会,赫鲁晓夫提出“恢复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马林科夫辞去担任近十四年的中央书记职务。同年9月3日,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

1953年7月,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代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了关于贝利亚“企图把苏联内务部放在苏联政府和之上”,进行反党和反国家活动的报告。会议决定把贝利亚作为“和苏维埃人民的敌人”处理,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并把此案交最高法院审理。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第五次会议上作了施政报告,表示在继续贯彻苏共十九大的政策方针的基础上,着手对经济发展作初步调整。鉴于苏联的轻工业落后,日用品匮乏,他要求在坚持原来优先发展重工业传统方针的同时,加速发展轻工业。他说,“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在重工业发展已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我们已有一切条件来迅速提高日用品的生产量”,“我们的任务是在消费品的生产方面作急剧的转变,确保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得以更迅速地发展”。同时,马林科夫说,必须使“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以便在“今后两、伯恩利三年内”生产“充足的粮食”和轻工业原料。他认为,必须采取“若干广泛的措施”,“首先是在发展农业落后部门中增加集体农庄和集体农民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地纠正和改变我们对集体农民私人副业的不正确的态度”。“政府和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大大降低集体农民私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并决定,修改集体农民农业税征收制度,每一个集体农民家庭的现金税平均减少约二分之一,并把过去几年中没有付清的农业税尾数完全勾销”。

此时,赫鲁晓夫连续几次在中央全会上批评马林科夫分管的农业工作的问题和缺点,并提出大规模垦荒是“增加谷物生产主要的、最容易做到的和最迅速的办法”,“对此不必有任何怀疑”。1954年—1955年,决定在哈萨克斯坦、西伯利亚、马拉尔、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开荒1,300万公顷。为开垦荒地,1954年农业投资额增加了4亿卢布。“垦荒计划”打乱了马林科夫原来制定的经济计划部署。接着,赫鲁晓夫又在1955年1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利用所谓轻、重工业比问题指责马林科夫。他说,近来一些人“在中国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起来了”,“这些可怜的理论家们错误地理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并把它作了庸俗化的解释,他们企图引用这个规律来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个阶段,发展重工业好象不再是主要任务了,而轻工业可以而且必须比其他一切工业部门优先发展。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只不过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这是与列宁主义敌对的观点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经宣传过这种观点”。

马林科夫在1954年3月对选民的讲话中曾说,“新的世界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毁灭”。不久,苏共中央主办的《人》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对此进行批评。文章写道,“世界文明毁灭论”是对世界人民的恫吓和讹诈,是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面对侵略者的要求实行投降,是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1955年2月8日,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辞职“申请”,说他“对农业中所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负有责任”,“由于我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我没有在部里或任何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这就对我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产生了不好的影响”。会议接受了马林科夫的“申请”,并于次日通过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兼电站部部长的决议。 1956年苏共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后,相继解除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政府中的重要职务。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于1957年6月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提议撤换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的夫人经过四天讨论,结果以七比四的多数通过解除赫鲁晓夫党中央职务的决议。但赫鲁晓夫不服从主席团决议,决定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改变局势,因为此时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组成的绝大部分中已经没有坚决捍卫斯大林主义的“老近卫军”了,支持赫鲁晓夫的苏联国防部长格奥尔基·康斯坦丁洛维奇·朱可夫调用军用飞机抢运大批中央委员到莫斯科召开会议。赫鲁晓夫撇开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中央全会”。经过七天的争论,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支持赫鲁晓夫的决议,把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罔诺维奇等人定为“反党集团”,指责马林科夫等人在“反党的基础上勾结起来,打算改变党的政策,使党恢复苏共二十大所谴责的错误领导方法”。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们的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随后,马林科夫又被解除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电站部部长职务,调任哈萨克共和国任乌斯卡麦诺戈尔斯克水电站站长。马林科夫在1968年退休,迁回莫斯科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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